逃過大屠殺的喪鐘
Eva Koralnik:「我不是存者」
 

文:資深校園記者梁曉菁、校園實習記者陳建聰 │ 圖:資深校園記者阮俊蔚

「我那時不知道甚麼是大屠殺,因為我就生活在其中。」1941至1945年間,納粹德國對將近600萬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行動,而生活在布達佩斯的Eva Koralnik也無法逃避這一場歷史上的大浩劫。

Eva Koralnik應邀來澳大開講,首次把自己的親身經歷跟大眾分享

在澳大教「大屠殺研究」一科的人文學院副教授Glenn Timmermans,繼去年邀請了大屠殺倖存者Werner Reich來澳大演講後,日前請到另一位倖存者Eva Koralnik,首次用英文把自己的親身經歷跟澳大師生分享。大屠殺對於生活在和平時代的我們來說可能只是歷史教科書上的名詞,但對於Eva來說卻是一段沉重的回憶。Eva後來成為了一位著名的文學經紀人,她在分享會說:「我希望這段一歷史帶給後世的不是仇恨,而是深刻的教訓。」

突如其來的腥風血雨

Eva Koralnik於1936年出生於布達佩斯,是匈牙利人和瑞士人的女兒。當年7歲的Eva原本擁有著美好幸福的家庭,然而,在看似平凡的一天,父親下班回家後突然神情驚恐地說:「他們來了」。年幼的她雖然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但已經有不祥的預感,果然,最壞的事發生了——從那時起,德軍閃電般入侵布達佩斯以外的匈牙利省及其郊區,並於1944年5月初開始,猶太人被圍捕並被迫進入奧斯威辛集中營,不幸地她的父親也是其中一人。自此,她們家被迫與父親分離,父親生死未卜,而她和母親則過著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

除了納粹德軍的大屠殺外,在匈牙利也有親近納粹的民間組織在中產階級社區對三家猶太人醫療機構發動了襲擊。一星期內就有300多人慘遭屠殺,其中大多數是老人、病人以及婦女。毫無疑問,在這個絕望、混亂、無助的情況下,正如Eva所說:「我那時不知道甚麼是大屠殺,因為我就生活在其中。」當時她和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每天生活於極度的恐慌之中,「對於我來說,能否生存下去就是我所認知的大屠殺。」這段可怕的經歷啟發了她,她認為應對恐懼的方法就是學習歐洲歷史,瞭解歐洲的發展歷程,希望未來的世界不再重蹈覆徹。

講座吸引眾多師生以及校外人士到場

生死存亡間逃離

世事無常,但冥冥中Eva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當時有三位瑞士大使館職員協助臨時代辦Eva母女簽證,逃離匈牙利並前往瑞士,這種證件雖然沒有法律效用,但卻是當時唯一得到匈牙利當局認可被當作瑞典護照使用。而其中一位就是一名年輕的瑞典外交官Raoul Wallenberg,他製造的護照拯救了數以萬計的猶太人。伴隨著簽證順利辦妥的好消息,母女倆被告知,這將是一趟艱險的旅程,因為誰也沒法保證在戰亂期間會發生甚麼不測。接下來的日子裡,Eva和母親帶著剛出生的妹妹坐著前往瑞士的火車一路逃亡。

恐懼無時無刻籠罩著每個人的心頭,片刻的寧靜已經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最大的奢求。儘管因為身為猶太人而面臨家破人亡的境地,Eva不僅從來不後悔當一個猶太人,並依然堅信冥冥之中一定有一股力量在守護著他們:「我的媽媽和其他人都很害怕,擔心自己會被毒害,甚至覺得我們就會被殺害。而我,卻在暫避的旅館裡睡得很好。」

「我那時不知道甚麼是大屠殺,因為我就生活在其中。」

重生的勇氣

Eva的父親奇蹟般地在戰爭中倖存,並在一年後從集中營中平安地歸來。經歷過重重難關,Eva一家終於團聚。可是,並非所有人都像她一樣幸運。有的人更因為在戰爭中失去所有親友後,為自己的生存感到羞恥。而Eva則在爺爺身上學到正面的態度去應對創傷:保持積極的態度,勇敢地接受過去,放下仇恨。她說:「向前看,用另一種方式消化大屠殺的事實,」這是Eva度過這一歷史上的大浩劫之後學到的一課,謹記著爺爺的言傳身教,Eva擁有了重生的勇氣。

Eva後來在日內瓦大學學習翻譯,並在希伯來大學文學院完成學業。1961年艾希曼審判期間,她在法院的新聞發布室擔任翻譯。2001年至2013年,她接管著名文學機構Liepman,該機構代理了許多國際知名作家的作品。Eva與電影導演皮埃爾‧科拉尼克(Pierre Koralnik)結婚,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和四個孫子女。

羅曼羅蘭說:「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與其說Eva是倖存者,更確切地說,她應該是一個重生者。「如果你見過人性的黑暗面,你便能夠更加看到人性的光輝,並且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這是講座上, Eva對澳大師生說的肺腑之言。